学生和青年教师们常常问起：“我们该研究些什么？”我告诉他们，当前可能是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黄金时期，具体说来，当代传播环境的迅速发展和变化，提供了许许多多新鲜课题。但是我们所处的新闻与传播环境，究竟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呢？我个人认为现在的传播环境变化，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媒介技术造成的媒体融合趋势。数字化技术，使得几乎所有的信息处理及其传播，都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完成，这种变化可以说是无法阻挡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
第二就是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这个改革，意味着精神文化产品生产领域的体制转型。从中共十六大开始进行的文化体制的改革，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发展文化产业，从产业角度来说，媒体是文化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文化产业的领头羊。
上述发展，可以说，对传播活动的影响非常之大。其一，整个社会的传播方式和格局会变化，而且，传播内容的产品形态和制作流程也会变化。其二，媒体的整个运作方式、方法，其资源补偿方式，包括它内部的评价体系，都会因为这样的一种变化而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围绕着这两大变化，我们既可以从新闻与传播业务角度研究信息产品的形态和生产流程，也可以从传播学理论角度研究传播模式的变迁和现代媒体的功能，还可以从公共领域的视野审视现代新闻的定义，更可以从媒介经济和媒介管理角度考察媒体运营。可以说，这两大变化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学科发展空间，是年轻一代学者建功立业的天赐良机。
《问题化：深化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可能路径》
做了三期本刊的主编，职责所系，读了比以往多出许多的同行大作，三个月下来，浏览过的总有300多篇，认真看过的，也有四、五十篇。读得多了，难免生出些感想，一方面，深为同行们研究的广度折服，另一方面也每每为一些论文所暴露出的研究深度的不足而扼腕。于是便有些杞人之忧，担心我们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会这样长期停留在浅层次描述和译介的水平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好像很多。其中一直萦绕心头的一个便是，许多论文没有“问题”。
这三个月读过的论文（包括部分已经选入本刊的）题目，大多数是陈述性的。论文涉及的范围，往往很宽泛。论文的论说逻辑，也基本上淹没在其中，无从发现。这种现象，使我不禁想起了一个著名法学家、教育家的话：我们现在的大多数学位论文没有“问题”。对于这种顽疾，他开出的药方就是“问题化”。
论文这种文体，实际上也是舶来品，而且非常程式化。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跟学生讲，论文就是一种洋八股。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种文体也有其优点，就是它严格规定了完成一个论题证明过程的程序，从而在形式上确立了一种观点、一个结论的表述规范。这种文体的特征就在于它是对一个或一组相互联系的结论的论证过程的阐述。
既是结论，就必然要有问题。一个相对简单甚至是单一的问题，相对比较容易问题化。学人们困惑的，往往是复杂问题的“问题化”。我本人也曾困惑过。但深入想想会发现，这个事情解决起来其实也不难。因为世界上的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的，对这种联系方式的合理的分析，就表现为逻辑。因此，不管多么复杂的事情，都可以通过某种逻辑关系，归结到某个基本问题上来，而对这个基本问题的结论，就成为了支持一系列结论的基础性结论。就像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复杂的事情，老先生就是把它穷追到底，找到了其逻辑起点，那就是“商品”。由此我想，所谓的问题化，就是找到特定领域的基本问题、提出这个基本问题的过程。
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没有多年的深入研究，马克思不可能找到“商品”作为整个《资本论》的逻辑起点，而没有对“商品”的深入分析、思辨，他也无法科学阐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从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所以，真正的治学，板凳还是要坐十年冷的。写到这里，自己也不禁汗颜。我们新闻学、传播学的“商品”在哪里呢？我们可曾像马克思那样深入研究过这个逻辑起点呢？在这个意义上，新闻无学！传播学也无太多学！
多研究些问题吧，少写一些没有问题的“论文”。
《方法与工具》
最近，我所在单位进行岗位聘任，几位申请人的代表作被送出去进行学术鉴定，专家们十分负责地撰写了评语，打了评分。拜读之后发现，关于研究方法一项的得分都不高，而且评语中大多指出了这方面的问题。这不禁触发了我这几个月为本刊遴选稿件的诸多感受之一，即在我们的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之中，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的应用，还不够普遍，也不够讲究。
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在求知一途，讲究悟道，关键在一个“悟”字。这个“悟”字，大抵是自己找了一些思维材料，基于自己的经验性思维，从中感悟出某些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对不对，却没有严格证明的习惯，多少有一些西方“自由心证”的意味。因此，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便层出不穷，甚至谬传百世。这种思维方式为害不浅。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社会科学之所以不够发达，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其实，悟本身不是问题，关键问题是怎么悟，以什么为思维材料，以及遵从什么样的思维逻辑和思维规范。粗粗数来，对20世纪的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影响比较大的，传统的主要是史学、文学、哲学的部分方法，之后又有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被引入，接踵而至的是现代统计调查技术方法的应用。近年来，对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分析工具的使用开始萌芽。但是，就整体情况而言，史学、文学、哲学的方法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大量的综述性、感悟式、满篇堆砌着晦涩术语的所谓“论文”。而以我个人20多年浸淫本学科的经验，新闻与传播学目前面对的许多前沿问题，不借助现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工具，仅仅以传统人文研究的方法去“悟”，是难以达成科学的解决方法的。
写到这里，想起了一个关于东西方厨艺的比较。中国的大厨们，讲究的是“一把菜刀走天下”，再复杂的菜品，都是一把菜刀就搞定。而西方的大厨，则是一个厨具箱随身，其中各色专用工具应有尽有。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厨玩儿的是艺术，难以复制，而西方的厨师，略加训练，就可以操作专用工具做出各色花样。从繁荣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普遍提高教学质量的角度，我认为，我们既需要有能把“一把菜刀”使得出神入化的天赋异禀的“大师”，更需要有用现代研究方法和工具武装起来的普通教师和研究者。而且，以打井观之，一个大师，铁锹用得再出神入化，恐怕也不可能把井挖到几千米深的地下，而现代的钻井技术，则可以在普通钻工的操纵下，把地底下的各种宝贝挖上来。
《“进径”和“范式”》
近来做主编、做评委，要读大量论文，标题上常常看到“进径”和“范式”这类名词，与几年前初见时相比，大有日益普及之势，一些年轻学人，更是言必使用这套话语系统（其中还包括“民族志”、“田野调查”等等名词），似乎不如此便显得没有学问。其实，所谓“进径”，无非是研究的切入点和解决问题的逻辑线索；而“范式”要复杂一些，“在
1960年之后是指在
科学领域和
知识论行文中的思维的方式”。具体地说，就是“问题如何组织，科学结论如何被解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研究方法而已。
我理解年轻学者求新求异之意。但是，窃以为求新求异大可不必从把话说得叫人听不懂入手。从这种现象里，其实也透出了当今学界在治学方面的浮躁。
治学的目的是什么？知识界自古至今都有“致用”和“致知”之分歧。前者强调“学以致用”，“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己任；后者则重在建构知识体系，以利传承知识。前者往往被指摘功利，是“浊学”，后者则常常被褒之或贬之为“象牙塔”。其实，就人类知识发展的整体看，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没有致用之学，知识无从发展，而没有致知之学，知识则难以系统。
要想成为一个领域真正的专家，于致用一派，以本人亲身体会及观察，大抵需要十年辛苦奔波；于致知一流，素有“板凳要坐十年冷”一说。可见都需要扎扎实实地付出努力，都不易。都不是卖弄几个词藻，凭空虚构几个概念，耍几回小聪明就可以达成的。尤其忌讳者，是凭着满口的“新词”，游走于“学术”江湖之上，在小圈子里面博得些许才名，于是就沾沾自喜。更不堪者，甚至以所谓“范式”划线，凡是没有因袭其所认同的“范式”的，均斥之为不规范，无方法。殊不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只能按照其具体情况，用具体的方法和工具解决。这才是 “范式(Paradigm)”一词的提出者托马斯·库恩的本意。
少玩弄些词藻，多研究些问题。
《再谈问题化》
又到答辩季节，申请不同级别学位、涉及各个领域的论文摆在案头。浏览下来，对大多论文的感觉都是失之泛泛。何以如此？我以为基本症结还是“没有问题”。对于这个痼疾，本人心中实在纠结，所以就想“再谈问题化”。
先看各等各色论文的题目，大多都是关于某领域研究的陈述句式，鲜见疑问句。而且这个被作为研究对象的领域，往往十分宽泛，把这个领域的每个方面似是而非的问题和相关资料罗列一下，论文在篇幅上就合乎要求了，甚至还可以大大超过。为什么选择这么宽泛的领域呢？得到的回答常常是，领域太窄的话，资料不够。在这个过程中，论文作者及其指导者都忘掉了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即是否捕捉到了这个领域的真问题。于是乎，论文写作沦为资料的堆砌，有等而下者，甚至直接把别人的资料和观点“扒”到自己的“论文”里。
再看论文的结构，由于没有核心的真问题，所以也没有对问题的论证和分析，章节之间，没有内在的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而是呈现为外在形式上很完整、很全面的罗列。曾经而且现在还在流行一种论文的结构模式，就是在论文结尾之前，一定要提出改进和完善某某领域工作的建议。十足的工作总结格式！第一次谈问题化时，我曾经说过，“论文就是一种洋八股。……它严格规定了完成一个论题证明过程的程序，从而在形式上确立了一种观点、一个结论的表述规范。这种文体的特征就在于它是对一个或一组相互联系的结论的论证过程的阐述。”按照论文文体的功能，完成了一个论题的证明过程，再讨论了这一论题被证明对其他相关问题的影响之后，就应该结束了，提出建议部分完全是画蛇添足。
至于论题的研究方法，则更是贫乏。罗列一些不同国家的资料，就敢声称使用了比较方法；举了几个例子，就声明使用了案例法；论题涉及的领域有点跨学科的味道，就声称使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其实还远没触及那个学科的皮毛。
毋庸讳言，上述情况的出现，有论文作者及其指导者的态度问题、能力问题，也有对论文这种文体功能和特点不够熟悉的认识问题。因此，我们的论文作者特别是其指导者都需要花较大气力来掌握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和方法。
我本人近年来在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时，曾经用过一个笨办法，就是硬性要求学生把论文题目变为疑问句，目的是“逼迫”学生思考问题，多多少少有些成效，虽然刚刚开始，效果尚有待进一步观察，但不失为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虽是雕虫小技，但还是不敢自私，贡献于此，请各路方家指教。
